hbzhan內容導讀：從哥本哈根、坎昆、德班到多哈，聯合國第19屆氣候變化大會近期在波蘭首都華沙開啟。本屆大會的口號是“我在乎”，恰如其分地表達了全人類對氣候問題的迫切關注。然而，要想真正緩和人類活動對環境的不利影響，就需要各國在拿出“在乎”態度的同時，展現出彌合分歧、承擔責任的勇氣和擔當，面對解決氣候變化問題的緊迫性，光“在乎”遠遠不夠。

地球是一個“冰淇淋”

　　
　　華沙氣候大會是“巴厘路線圖”進程結束后的次締約方會議，也是德班平臺密集開展談判的屆締約方會議，是承上啟下的坐標點。其主要任務一是“落實”，即發達國家落實之前向社會做出的有關減排、資金、技術等方面的承諾；二是“共識”，盡力推動關于“德班平臺”的談判，為2015年召開的巴黎氣候大會架橋鋪路。
　　
　　談判屢次陷入僵局
　　
　　盡管大會只是一次過渡會議，但由于這是巴厘行動計劃談判結束后的次締約方會議，也是德班平臺密集開展談判的次締約方會議，因此，大會應該是一次落實和啟動的會議，即采取切實行動落實巴厘路線圖談判成果，推動各方盡快批準《京都議定書》第二承諾期修正案，同時開啟德班平臺實質性談判，為2015年新協議的簽署奠定基礎。
　　
　　然而，在大會別談判一開始，日本、澳大利亞等國的部長級代表即拋出立場嚴重倒退的觀點，引發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強烈不滿，致使別談判從一開始便陷入僵局。日本代表公布的修正后減排目標不降反升，竟然比其1990年的排放水平高出3.1%。此舉不僅是從《京都議定書》的倒退，更是《公約》義務履行的倒退，給本次大會潑了一盆冷水。至于澳大利亞，不但拒絕在本次大會上做出履行出資義務的新承諾，還聲稱“要求發達國家作新的出資承諾不現實、不可接受”。對此，不僅發展中國家表示十分失望，一直活躍在大會會場的多家非政府組織代表也宣布集體退場，以示抗議。
　　
　　此外，發展中國家的一些合理要求在這次大會上也未能得到全部滿足。發達國家極力推卸歷史責任，對于切實兌現承諾減排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缺乏政治意愿，既沒提出時間表也沒提出具體數額；對建立損失損害補償機制，也只是表示初步同意設立“華沙機制”，但沒有實質性承諾。所謂綠色氣候基金機制本身仍未真正建立，發達國家也沒有提出各自的具體出資數額。因此，快速啟動資金和中長期資金只是一個“空殼”而已。
　　
　　減排有聲音，埋單無著落
　　
　　在大會期間發達國家也好，新興國家和不發達國家也罷，各方代表都抓緊這個“適合談減排的平臺”大談特談，聲音可謂響亮之至。按照歐盟氣候專員康妮·赫澤高的話稱，這次會議收獲不少，會議達成了終聲明，“如果說以往承諾和行動間尚隔著一堵墻，如今則只差一句話了”。
　　
　　赫澤高所要拆的“墻”，其實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中所明文規定的、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減排方面高低有別的責任和義務，即以歐盟為代表的工業化國家希望擺脫“老牌碳排放國家”的原罪，回避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的義務，并促使新興國家承擔和它們“平等”的減排義務。
　　
　　終達成的決議發出了看似清晰、實則含糊不清的聲音：一方面，“區別對待”的文字和概念變得模糊不清，發達國家可以宣稱自己贏了；另一方面，原本歐盟支持的決議草案，談到平等減排義務時使用的是“承諾”，激烈爭吵后卻被改作“貢獻”，“公約目標”也變成“公約目標”，“貢獻”后還特意加上“不作性質預判”的定語，新興國家也仍可按照自己的理解自行其是。
　　
　　“平等減排義務”是所謂“德班平臺”的核心價值觀，而從哥本哈根氣候大會起，對這一核心價值觀的認同本有加深的趨勢。然而華沙大會的扯皮、“拖堂”和模棱兩可的決議表明，這種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口惠而實不至，即愿意從概念上靠近，卻不肯為之付出過于沉重的代價。
　　
　　“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日益面臨挑戰
　　
　　基于發達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累計排放是工業革命以來溫室氣體增長的主要增量，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間里，“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是應對氣候變化合作的基石。
　　
　　但對于新的協議，一些發達國家認為，隨著新興經濟體在2020年后的經濟地位提高，潛在排放量逐漸增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的二元劃分已經過時。“德班平臺”上所有國家都要在統一法律框架下，承擔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減排義務，發展中國家不能再以提供資金和技術支持作為實施減排行動的前提。
　　
　　會議期間，歐盟和美國聲稱，“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量大且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應為其排放的溫室氣體負責。”而按照歷史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以及人均GDP，中國仍是發展中國家。中方不斷強調，依然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